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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州平江河畔，可以看到沿河有一排平房，三十余間的樣子，規(guī)整劃一。 這里曾經(jīng)是蘇州著名的豐備義倉，在晚清時事飄搖的時代，這里開倉放糧，救濟災民，讓人們免除了饑餓的痛苦。 作為晚清蘇州最大的慈善機構(gòu)，豐備義倉在蘇州百姓中有著不可或缺的分量。 豐備義倉設立始末 糧食倉儲制度是我國傳統(tǒng)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明清兩代蘇州城內(nèi)有大小糧倉百余處。明代巡撫周忱和知府況鐘，為加強對漕糧的管理，把原分散在各縣農(nóng)村的糧倉，分別移建到蘇州城內(nèi)婁門和閶門一帶。 糧倉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備荒倉儲。 常平倉、義倉和社倉應是我國歷史上影響最大分布最廣的三種備荒倉儲。從漢朝開始，中國就有了常平社倉制度，豐收的年份儲藏糧食，災年的時候賣出糧食，以防止“谷賤傷農(nóng)”“谷貴傷民”。義倉和社倉制度起于隋唐，宋代以后逐漸成熟。 清代的備荒倉儲體系也主要由常平倉、義倉、社倉組成。清朝明文規(guī)定:“由省會至州郡俱建常平倉，鄉(xiāng)村則設社倉，市鎮(zhèn)則設立義倉。”作為官辦倉儲，常平倉設于城市，在災荒時對鄉(xiāng)村地區(qū)的社會救濟雖也能發(fā)揮一定的作用，但因距鄉(xiāng)村較遠，且開倉時必須“詳報踏勘，往返察驗，未免后時”，手續(xù)頗繁，往往錯失良機。而社倉和義倉則大多設于市鎮(zhèn)或鄉(xiāng)村，可補常平倉之不足，因而得以普遍推行。 但到了道光年間，社倉和義倉的運營已經(jīng)弊竇叢生，急需改革。 道光五年（1825年），時任安徽巡撫的陶澍向皇帝上了一個奏折，率先提出了“豐備義倉”的概念。在陶澍看來，古代社倉春借秋還實在是官民俱累。他提出了新的設想：“每鄉(xiāng)每村各設一倉，秋后以民間量力捐輸，積存?zhèn)}內(nèi)，遇歲歉則以本境所積之谷，即散給本境之人……”并提出了“豐備”之名，“本以豐歲之有余，備荒年之不足”。 陶澍所說的這個義倉，作慈善是它存在的首要意義，它的價值體現(xiàn)在賑濟饑民和災民。其要點就是由過去的官辦，改為民辦，由士紳辦理、捐輸、賑濟，一切由地方人士打理，而由官方進行監(jiān)督。 出乎意料的是，道光皇帝并沒有批準陶澍“豐備義倉”這個名稱，回復道：“不必另立倉名。” 這個計劃，因為皇帝的“一票否決”，就這樣耽擱了下來。 一直到了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時任江蘇巡撫的林則徐在任上“焦頭爛額”。 雖然號稱是“魚米之鄉(xiāng)”，但蘇州當時卻沒有余糧了。清中期后蘇州人口眾多，土地相對不足，糧食供應緊張。據(jù)統(tǒng)計，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蘇州府人口為341萬多人，人口密度達到了669.15人/平方公里。人均占有耕地面積只有1.82畝，遠遠低于清代維持生存的最低人均耕地占有量4畝的水平。而為數(shù)不多的耕地中，桑、棉等經(jīng)濟作物的種植又占去較大份額。因此，清中期以后蘇州府產(chǎn)糧無法滿足本地需要，糧食供應十分緊張，嚴重依賴外地供糧。 偏偏又遇上災荒。從道光初年開始，蘇州連續(xù)十余年沒有五谷豐登，糧食供應的緊張局面更加嚴重。就在這年冬天，蘇州城里還出現(xiàn)了大批饑餓的難民，更讓情況“雪上加霜”，不得不靠政府和士紳的救援茍延殘喘。 面對這樣棘手的問題，當時的江蘇巡撫林則徐想出了設立義倉和流動粥擔的方法，他在巡撫衙門的后門口搞了個義倉，專門用來救濟災民。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已是兩江總督的陶澍和江蘇巡撫林則徐再次提出籌設豐備義倉的奏折《會同蘇撫籌設江寧省城豐備義倉折子》。這次終于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批準，因為倉賑濟范圍是縣治設在蘇州城中的長洲、元和、吳縣三縣，因此被稱為長元吳豐備義倉。林則徐用上年“官捐賑余銀兩”買谷，存放于江蘇巡撫衙門，此后不久，積谷數(shù)量便達到二萬余石，這是長元吳豐備義倉的創(chuàng)始。 救濟為主，兼顧多面 作為一項公益事業(yè)，豐備義倉在成立之初，就得到了蘇州地方紳士的捐助。 在義倉剛成立的時候，前刑部侍郎韓崶之子韓范就呈文稱其父臨終有“遇有地方公舉，竭力捐助”之遺命，將其父所留田畝一千一百余畝捐入義倉，“官為收租辦糧收儲，以備歉歲公用”。 韓范捐田的義舉得到了清政府的表彰。陶澍和林則徐都在奏章中為之向道光皇帝請獎。道光帝認為這種行為是“實屬急公好義”，給予其“交吏部例議敘”的獎勵”。 政府的獎勵進一步刺激了地方紳士捐助豐備義倉的積極性。韓范之后，捐田者絡繹不絕，義倉擁有的田產(chǎn)也隨之增多。到1860年太平軍攻占蘇州時止，義倉已經(jīng)擁有長洲、元和縣境內(nèi)一萬四千九百多畝田地，成為蘇州地區(qū)規(guī)模最大的倉儲，田租成為豐備義倉的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在災荒之年給予災民最低生存需要的救助，使其不致餓死。 咸豐十年（1860年），豐備義倉毀于戰(zhàn)火，“積儲一空”，而義倉田畝也散落民間。同治二年（公元1835年），清軍收復蘇州之后，即行籌措“善后”事宜，義倉作為備荒要政，也很快被提上了重建日程。 蘇州地方官府首先對原屬豐備義倉的田畝進行了清查，并開始收租，所得的田租收入暫時存放于官府銀庫。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在蘇州著名紳士馮桂芬、潘遵祁的主持下，豐備義倉正式重建，這次重建，義倉不再設于江蘇巡撫衙門，而是選在了平江路慶林橋東，并屢經(jīng)擴建，前后共達七次之多，如今僅存的位于石家角的豐備義倉，正是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在第四次擴建時建起來的。 重建之后的豐備義倉收入主要來自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田租收入，二是銀錢存當、借出，以及購買房屋出租帶來的利息和房租收入。除了傳統(tǒng)的荒年救濟災民的職能外，豐備義倉成為晚清蘇州地區(qū)資金最雄厚、發(fā)揮賑濟作用最大的社會保障設施，也是近現(xiàn)代蘇州最大的慈善機構(gòu)之一。 光緒二十三年、二十四年（1897年、1898年），蘇州旱災、水災，“米價昂貴，民情困苦”。豐備義倉動用了儲備糧平抑糧價，耗用米谷88840石。 光緒二年（1876年），豐備義倉給予了失業(yè)的手工業(yè)者七百五十一口為期三個月的救濟。 光緒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98—1899年），豐備義倉賑恤失業(yè)機戶二千六十五戶，發(fā)放米谷，無償提供了三個月零二十天的救濟。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起，豐備義倉每年為蒙小學堂資助3500塊銀圓。 1913年7月至1914年3月，豐備義倉向貧民習藝所（相當于現(xiàn)在的技工學校）提供了4700多元的資助。 豐備義倉還參與過疏通蘇州城內(nèi)河道工程、投資過蘇綸紗廠、蘇經(jīng)絲廠、江蘇鐵路公司…… 等待重振輝煌 清朝滅亡后，豐備義倉先是劃歸蘇州“城市自治公所”辦理，于1914年自停辦之后，又交由地方紳士管理，但備荒救災、公益善舉等方面并未停止。1920年，豐備義倉曾經(jīng)舉行平糶，抗戰(zhàn)期間，豐備義倉也有撥出谷石、分儲東山鎮(zhèn)備荒的記錄。 如今豐備義倉仍保留著平房多間，曾經(jīng)作為居民住宅使用。作為蘇州市的控保建筑，這座糧倉是研究清末蘇州地方糧食收成和儲備，以及倉庫建筑構(gòu)、民政救助的重要實物資料，彌足珍費。2020年，豐備義倉修復保護工程啟動，在不久的未來，百年糧倉即將重生亮相。 （據(jù)《蘇州廣播電視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