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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日內瓦是一個美麗的城市，眾多雕塑為這個湖濱城市增加了文化底蘊。筆者稍加考證，發(fā)現多個雕塑與紅十字運動相關，凸顯了這個被稱為“世界人道主義心臟”的歐洲小城的格調。 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第一個雕像是立于日內瓦大學大門口、大劇院廣場中心的杜福爾（G. H. Dufour）立馬戎裝雕塑。兩米多高的臺座上，杜福爾將軍騎著一匹前蹄立起的高大戰(zhàn)馬，戴著軍帽，舉起右手似乎在朝向他歡呼的民眾示意。杜福爾是瑞士獨立戰(zhàn)爭時的三軍統(tǒng)帥，也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前身——國際傷兵救護委員會的首任主席。因為他曾長期在法國軍隊服役，是拿破侖三世的朋友，所以亨利·杜南（Henri Dunant，國際紅十字運動之父）為了到阿爾及利亞設立水利磨坊公司，找他寫推薦信去尋求拿破侖幫助。也就是這一契機，讓杜南經歷了法軍與奧地利軍隊在索爾費里諾戰(zhàn)場的戰(zhàn)地救援經歷，寫下了《索爾費里諾回憶錄》這本紅十字運動緣起的偉大著作。后來，杜南加入日內瓦公益會，杜福爾也是推薦人之一。杜南希望通過杜福爾將軍和日內瓦公益會主席莫瓦尼埃來實現他在書中提出的建立一個國際傷兵救助組織和簽署一個國際協(xié)議的構想。在主席莫瓦尼埃的推動下，日內瓦公益會同意組建一個五人委員會來研究杜南提出的設想，這就是“國際戰(zhàn)時傷兵救護常務委員會”、1876年才改稱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前身。 1863年2月，五人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杜福爾將軍被推選為該委員會主席。1863年10月，杜福爾主持了召開的有14個國家代表參加的準外交會議。依靠他的影響力，1864年瑞士聯邦同意發(fā)出召開國際傷兵救護外交會議邀請。1964年8月，他作為主席又主持了16個國家代表參加的外交會議，討論《改善戰(zhàn)地武裝部隊傷者境遇公約》，最終有12個國家簽署了這個公約，這也就是后來世界簽署國家最多的日內瓦第一國際公約。雖然杜福爾在這次會議后不再擔任國際傷兵救護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但他對紅十字國際運動的奠基作用不可動搖。透過他高大英姿雕像，我們能體驗到英雄威武與人道仁慈的融合統(tǒng)一。 在日內瓦大學廣場，在著名的宗教改革加爾文雕塑紀念墻前，有一尊古斯塔夫·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的雕像。莫瓦尼埃是紅十字國際運動創(chuàng)始人之一，被譽為“紅十字之魂”。他并非日內瓦大學畢業(yè)或在此任教，但這所因著名宗教改革領袖加爾文創(chuàng)辦的大學，今天已是國際人道法研究的著名學府，或許這是莫瓦尼埃雕塑立此的原因。莫瓦尼埃今天的名氣遠不如杜南有名，但他是國際紅十字運動的真正操盤手,早期擔任過近半個世紀的領導人。提出創(chuàng)設一個國際傷兵救護組織、簽署一個國際協(xié)議的偉大構想是杜南，但把這個偉大構想變成一個實際運作的組織并完成國際公約簽署，莫瓦尼埃則是實際執(zhí)行人。莫瓦尼埃作為日內瓦公益會的主席，得到杜南寄給他的《索爾費里諾回憶錄》后，主動與其聯系，并推動組建一個五人委員會來研究杜南的提議。由于學習法律和執(zhí)業(yè)律師的背景，他成為首個日內瓦公約擬草的主要執(zhí)筆人。在第一次外交會議后，他接替杜福爾成為國際傷兵救護常務委員會的主席，并一直任職到1904年，后擔任終身主席至1910年逝世。長達四十多年時間里，他負責領導這個民間機構，代表這個機構發(fā)聲，推動國際合作和發(fā)展。他還是國際法研究院的創(chuàng)立人，《陸戰(zhàn)法規(guī)手冊》的主要擬草人，《紅十字國際評論》的創(chuàng)辦者，也是建立國際刑事法庭的最早提議者和國際法院的先驅之一。 但遺憾的是，莫瓦尼埃作為紅十字運動最重要的發(fā)起人之一，今天并不為更多人熟知。莫瓦尼埃被人遺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對待杜南的問題上，他缺少這個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人道主義組織所應有的憐憫和人道精神。1910年，他與杜南同年去世，且很快被紅十字國際運動遺忘。而杜南的生日5月8日，1948年經紅十字國際聯合會執(zhí)行委員會同意，成為國際紅十字日，每年被全世界億萬人民所紀念和銘記。 在美麗的日內瓦湖邊，離這個城市標志性的噴泉不遠的湖濱一側，還有一個雕像，這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第二任主席、1919年曾擔任瑞士聯邦主席古斯塔夫·阿道爾（Gustave Ador）的雕像。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建立之初就是一個胸懷國際使命的機構，但它又是一個純粹的瑞士民間組織，在瑞士注冊，委員會成員均為瑞士人。雖然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多次面臨著來自不同國家對其委員會國際化的壓力，但最終為了保持中立，還是堅持了成員全部由瑞士人士擔任的慣例。而且，在其初期發(fā)展過程中，由一幫熟人朋友組成，還帶有一定家族特性，阿道爾就是莫瓦尼埃的侄子。但阿道爾1870年即加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后長期擔任副主席。阿道爾還是在日內瓦和瑞士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擔任領導職務的同時，他先后擔任大區(qū)議會議員、日內瓦州政府成員和聯邦國會議員，1919年還擔任一年瑞士聯邦主席。1904年莫瓦尼埃因身體健康原因，辭去主席，改任終身主席，阿道爾擔任執(zhí)行主席，1910年莫瓦尼埃去世后，他才續(xù)任國際委員會主席，也是任職至1928年去世。 目前國內還沒有看到有古斯塔夫·阿道爾的傳記，但他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工作長達五十多年，早期作為莫瓦尼埃的助手，后來又執(zhí)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全局工作，尤其是他領導了一戰(zhàn)時期的人道救援和紅十字運動業(yè)務范疇的拓展，而該時期在紅十字運動歷史上被譽為：繼續(xù)開拓創(chuàng)新時期。1914年8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日內瓦成立了國際戰(zhàn)俘局，用于收集匯總信息并安排為被拘留者遞送包裹，重建家庭聯系。一戰(zhàn)期間和戰(zhàn)后，戰(zhàn)俘局為將近250萬名戰(zhàn)俘制作了索引卡和名單，建立聯系。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代表還到歐洲和世界各地的戰(zhàn)俘營進行了500多次探視，參與遣返被拘留的平民和戰(zhàn)俘，對保護戰(zhàn)俘和平民的生命與尊嚴發(fā)揮了較好作用。還對造成極端傷害的武器使用予以干預——1918年2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發(fā)起呼吁反對毒氣的使用。一戰(zhàn)期間，世界各國紅十字會也開展了前所未有的救援活動，志愿者們在戰(zhàn)場上開展救護醫(yī)療服務并在醫(yī)院里照顧傷者。對許多國家紅十字會而言，這是他們發(fā)揮最大作用的時期。這些業(yè)績里面應當都包含有阿道爾的領導功績。 這個時期還是紅十字運動發(fā)生嬗變，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權威和領導力遭遇挑戰(zhàn)的重要時期。1919年，在美國紅十字會戴維斯會長的提議下，另一個紅十字國際運動組織由英、美、法、意、日等五國紅十字會發(fā)起的紅十字聯盟成立了，這也是今天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的前身，意在將其作為紅十字運動未來的協(xié)調和支持機構。因此，作為國際委員會的主席阿道爾自然處在挑戰(zhàn)的浪尖，但從今天的發(fā)展結果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兩個組織的競爭和沖突，雖然一度帶來了組織混亂，但也凸顯了紅十字運動對中立調解者的需求，尤其是后來又經歷了二戰(zhàn)，更顯得一個保持中立、獨立人道組織的價值，所以通過幾十年的協(xié)調溝通，最終通過國際大會達成的塞爾維亞協(xié)議，達成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二者并存，業(yè)務進行分工，相互配合，連同各國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一起，構成今天國際紅十字運動的完整格局。從此歷史進程看，阿道爾那個時期的堅守和作為，為紅十字國際運動留下了重要歷史遺產。因此，今天的日內瓦湖湖畔，在鮮花的簇擁下，阿道爾靜坐凝視著遠處的噴泉和湖對岸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總部，享受著全人類給他的敬緬是完全有緣由的。 亨利·杜南的雕像在日內瓦、在全世界最為多見，其遍及率不亞于任何一個政治或宗教領袖。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前臺、博物館，在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總部辦公區(qū)，都有他的雕像。在日內瓦大學校園里，則有一組別樣的杜南雕像，演示的卻是一組護士在救護撫恤傷兵的情景，一個長著翅膀的女神在舉著敷傷的右手，后面是幾位傷兵在接受志愿者的救護，雕塑塔坐上注明的是“A Henri Dunant”，注明的時間是1828-1910，這應當是杜南的生卒年月。但其展現的不是杜南本人的雕像，而是戰(zhàn)地救護場景，是不是寓意一個個戰(zhàn)地救護志愿者團隊在亨利·杜南的引領下在成長，在守護著人類的生命與健康？一個戰(zhàn)地女神的杜南像，讓觀者一下就定格其為我們這個世界創(chuàng)造的最大價值。 一個三天的戰(zhàn)場救護經歷引發(fā)了一個偉大的構想，一本書的出版及其傳播和行動，引發(fā)一個遍及全世界和持續(xù)一百五十多年維護人類生命健康與尊嚴的人道主義運動，今天全世界有191個國家和地區(qū)有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日內瓦公約簽署國更是達到196個國家和地區(qū)，全世界有1億多紅十字會會員、志愿者和超過50萬名的工作人員，還將永遠地持續(xù)致力于實現亨利·杜南提出的使命。雖然，杜南只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擔任三年多的秘書，而他今天在紅十字國際運動的影響力遠超出在這個組織嘔心瀝血工作四十多年的莫瓦尼埃和任何一個領導者，或許，這就是思想和遠見的魅力！ （本文作者系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副理事長） ■ 劉選國 |
